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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晓岚:陈独秀原配丈夫与她亲妹私奔她死前却希望与丈夫合葬

  陈独秀一生有过四次婚姻,包办婚姻的原配给他生下了5个孩子,分别是陈延年、陈乔年、陈松年、陈玉莹,其中一个幼女在出生不久后夭折。

  1979年4月份,原配第三子陈松年接受采访时,谈起了父亲的几段婚姻,他的原配生母也逐渐被大家熟知,揭开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。

  陈独秀的原配叫做高晓岚,是当时安庆统领高登科的女儿,高晓岚是将门之女,其父高登科出生农家,一次机缘巧合被清军官兵收留,凭借着他自身的聪明伶俐,很快就步步高升,成了安徽统领,还得到了皇上赏赐的黄马褂。

  一步登天后,高登科回到家乡买田买地,娶妻生子,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权贵之家,高晓岚生于1876年,是高登科的长女,很受父母的宠爱,但好景不长,她出生没多久后生母病逝。

  高登科续娶了一位妻子亓氏,在高晓岚十岁那年生下了一个女儿,取名高君曼,继妹出生后,高晓岚便成了继母的眼中钉,饱受虐待,高登科心疼女儿,便将她带在身边照顾,高晓岚的处境这才好转。

  1896年,17岁的陈独秀考中秀才,在当地名声大噪,很多富人都抢着要他当女婿,此时的高晓岚已满了20岁,正是待嫁的年龄,高登科很欣赏陈独秀的才华,便托人去陈家说媒,打算把女儿嫁给他。

  而陈独秀本人对考中秀才后,当地富人抢来争夺自己联姻一事,印象极为深刻,他还在书中这样描写当时的场景:

  捷报传来,母亲乐得几乎掉下眼泪,眼皮子浅这句批评话,怀宁人自己也承认,人家倒了霉,亲友邻居照例总是编排得比实际倒霉要超几十倍,我们这一门姓陈的,在怀宁本是小户人家,绅士们向来是瞧不起的,全族中到我的父亲时才有一个秀才,叔父还中了举,现在看见我们弟兄又都是青年秀才,不但另眼相看,而且还造成许多神话来,最有趣的是几家富户,竟看重我这没有父亲的穷孩子,争相恐后的托人向我母亲问我可曾定亲。

  那时,众多富人都想定下陈独秀这个女婿,但高登科不知用了什么法子,成功与陈家联姻,封建社会,儿女本就不能对婚事做主,所有高登科便和陈独秀的母亲查氏定下了这门婚事。

  一、陈家与高家本就认识,高家是武家,陈家是文人,文武联姻,再也适合不过了。

  二、高晓岚长得眉清目秀,身材苗条,性格也好,妥妥地大家闺秀,操之家务也是样样拿手,很得陈独秀的母亲喜欢。

  以当时封建社会的眼光来看,这两家联姻,似乎很合适,但高晓岚和陈独秀呢?他们是否愿意呢?

  虽然之后的几十年,陈独秀没有直接表达对这门婚事的不满,但从他的这段婚姻来看,两人显然是不幸福的。

  陈独秀本人接受过新思想的教育,对封建社会包办婚姻可谓是深恶痛绝,1904年,陈独秀就在报纸上说过这样一段话:

  人类婚嫁的缘由乃因男女相悦,不忍相离,所以男女结婚,不由二人心服情愿,要由旁人替他做主,强逼成婚,这不是大大的不合理吗?

 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,但从这段文字看来,陈独秀对包办婚姻有些不喜,颇有被赶鸭子上架的感觉。

  但话又说回来,这段文字是在陈独秀成婚六七年之后写的,也不能说明他完全反对这段婚姻,或许对当时的他而言,这段婚姻可有可无,是抱着“无所谓”的态度去结婚的。

  作为男方的陈独秀态度如此,那么作为女方的高晓岚呢?她的心思又如何呢?高晓岚是封建社会的女子,对于自己的婚姻没有话语权,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,便决定了她一生的命运。

  高晓岚只求一件事,那就是希望父亲为自己找到一个如意郎君,希望对方的人品好,希望对方是个顾家的好丈夫,以当时封建社会的标准来衡量,这桩婚事对于高晓岚来说,或许是很满意的。

  对方年轻有为,是个才华出众的秀才,而她又是个大家闺秀,才子配佳人,她心底或许是开心的,但婚后的生活是否安乐?两人是否能产生爱情?高晓岚不敢想,也不知道。

  双方父母一拍即合后,这对青年男女就走上了婚姻道路,一个抱着无所谓的态度,一个顺从的低眉顺眼,在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,这门亲事顺利地敲定了。

  婚礼的日子选在定亲后的第二年,也就是陈独秀参加江南乡试后,双方父母都希望他中举,最好来个喜上加喜。

  但陈独秀去南京考试,却并不是出自他的意愿,他本人厌恶八股文,之所以去考试,只是为了让寡母高兴,抱着这样心态的陈独秀,自然名落孙山,好在双及方家长并未对此事过多苛刻。

  乡试过后,双方父母开始准备儿女的婚事,1897年冬天,陈独秀与高晓岚顺利成婚。

  那一天,高晓岚坐着大红花轿进了陈家的门,婆婆查氏欢喜得直掉眼泪,但对于新婚的妻子,陈独秀却有些不屑,多年后,他在报纸上如此写道:

  新妇过门的时候,穿大红,戴凤冠,好像装殓死人一般,另外头上还要披着一块大红方巾,浑身上下通红,手脸一点儿也看不见,乍一看真真有些吓人。

  虽然这段文字没有指明是写高晓岚,但想必结婚那天,他也被折腾地够呛,对于婚礼是有些抱怨的。

  新婚后的一段时间,陈独秀和高晓岚相处还算融洽,但相处久了之后,二人的矛盾越来越大,最终发展到了决绝分手的地步。

  高晓岚是旧式女子,从未读过书,脑中的封建观念却不少,嫁到陈家后,她也尽到了一个做妻子和儿媳的本分,但对于一个接受过新思想的丈夫来说,高晓岚这一套贤妻良母的做派,并不受陈独秀喜欢。

  陈独秀有个好友叫做潘赞化,在了解陈独秀和高晓岚的相处模式后,曾如此说道:“她与陈独秀思想相隔距离不止一世纪。”

  起初,陈独秀还会温柔地劝高晓岚多读书,多去了解外面的广阔天地,但高晓岚只信奉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的那一套,反过来,她还劝丈夫安分守己,走读书做官的道路,不要去做大逆不道、累极全家的事。

  但高晓岚不知道,陈独秀的思想已经开始发生变化,他本就厌恶科举仕途,如何能听尽妻子的苦劝,在陈独秀看来,救国、救民才是大事。

  在救国救民的这条道路上,陈独秀走得义无反顾,但随着戊戌政变的发生和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,陈独秀的思想再次改变。

  他意识到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,只有推翻这个腐败的王朝,才能挽救中国。

  对于丈夫的这一想法,高晓岚很是惊恐,她觉得丈夫做的这一切是大逆不道的,是要被杀头的,因此高晓岚极力阻止陈独秀,但事与愿违,她的苦心劝诫反而把陈独秀越推越远,也使得夫妻的感情逐渐破裂。

  其实,在陈独秀看来,最让他痛心的不是妻子的劝诫,他自己心里也清楚,高晓岚是为了这个家好,但高晓岚极力阻止他出国留学,才是让陈独秀最伤心的。

  因当时有很多青年知识分子,为了寻求救国真理出国留学,陈独秀便决定东渡日本,为了凑足经费,他让高晓岚卖掉嫁妆金镯子,十两金镯子卖掉的钱,足够陈独秀去追求理想。

  可是陈独秀想错了,他的提议却被妻子一口回绝,陈独秀怎么也想不明白,自己与高晓岚是夫妻,是最亲密的人,她为何会如此不近人情?但我们换一个角度看,或许很能理解高晓岚的想法。

  丈夫离家远走,既不是创业也不是求学,而是要走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,他这一去是生是死,谁也说不好,且高晓岚又是一个封建女子,如果花花世界的美好,让丈夫在外面有了新的相好,她又该怎么办呢?

  可是高晓岚没想到,她的阻止和不出手援助,对丈夫来说毫无用处,陈独秀最终还是去了日本,因为这件事,夫妻二人的关系急剧恶化。

  此后,在外闯荡的陈独秀极少回家,即便偶尔回家几天,也是和高晓岚争吵不断,妻子认为丈夫不干正经事,不顾家,丈夫则认为自己在外辛苦奔波,回家还要被妻子数落。

  随着陈独秀的反封建思想越来越强烈,他对这段包办婚姻的抵触也越来越厌恶,与此同时,陈独秀还结识了一个异性,高君曼,她是高晓岚同父异母的妹妹,也是陈独秀后的妻子。

  高君曼不同于姐姐高晓岚,她并不是个封建女子,而是个大胆和有着反叛意识的女子,高君曼出现后,陈独秀与高晓岚最后一点情谊也没有了。

  1910年,陈独秀与高君曼结为夫妻,虽然陈独秀与高晓岚并未正式离婚,但这对由父母包办的婚姻,也从此刻开始正式走向灭亡,换句话来说,高晓岚的婚姻被亲妹妹插足了。

  陈独秀和高君曼的事被家人发现后,遭到了两家的极力阻止,不久后,陈独秀带着高君曼私奔上海。

  在陈独秀看来,他勇敢地冲破了旧式婚姻的束缚,走向了自由,但他的妻子高晓岚却没有勇气,也没有条件使自己获得解放。

  高晓岚觉得,自己虽然被丈夫遗弃了,但婆婆和儿女们还留在她身边,在感情上仍然和她在一起,这给了高晓岚莫大的安慰和满足。

  高晓岚的第三子陈松年接受采访时,曾说母亲生了5个子女,但最终平安长大的只有四个。

  长子名叫陈延年,生于1898年,长女名叫陈玉莹,生于1900年,后来病死在上海医院,次子陈乔年,生于1902年,还有个幼女,来不及取名字,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夭折了,最小一子便是陈松年,生于1910年。

  高晓岚与丈夫的感情破裂后,成了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,对于丈夫的行为,她既无法理解,也很难过,更觉得面上无关,但抱着“家丑不可外扬”的想法,她始终把痛苦埋在心底。

  除了夭折的幼女之外,高晓岚其余的四个孩子都在她身边长大,享受着母爱的温暖,但高晓岚也明白,孩子们长大后迟早是要离开的,她不可能永远把她们关在家里。

  果然,辛亥革命之后,长子陈延年和次子陈乔年出走,远赴外地读书,高晓岚心里难过极了,但并没有阻止两个儿子的求学道路。

  只是让高晓岚没有想到的是,她这两个孩子竟会和父亲走上一样的路,走上了那个被她视为“大逆不道”的革命道路,她更没有想到,两个儿子会一去不复返。

  虽然后来的高晓岚在武汉见过次子陈乔年一面,但自从长子陈延年离家后,至死都未见到母亲最后一面。

  高晓岚去武汉与陈乔年会面是在1927年秋天,当时延年已经在上海牺牲了,可高晓岚并不知道,陈乔年怕母亲伤心,便隐瞒了这一消息。

  自从嫁到陈家后,高晓岚从未出过陈家大门,据说她连娘家都没有回去过,此次去武汉看乔年,是她人生中极少的一次外出。

  “那年中秋刚过,我们在安庆家里收到了乔年从武汉寄来的一封信,信写得很简单,说他病得很厉害,叫我母亲到武汉去找他,信中附有地址,我母亲接信后决定带我同去,当时我的年纪也不大,约十七八岁,也同母亲一样,是第一次出远门。”

  “到武昌后,我们住进了一家旅馆,先按照乔年给我们的地址,写了一封信寄到武昌巡道岭,但是过了两三天仍未见回音,于是,我和母亲就决定自己去找,到了巡道岭才知道乔年已经结了婚,嫂子叫史静仪,这个地方就是我嫂子的家。”

  原来陈松年母子赶到武汉时,并未直接见到陈乔年和他的妻子,招待他们的是史静仪的娘家人。

  由于当时的汪精卫已经叛变革命,武汉的很厉害,高晓岚指名要找陈乔年时,史家人反复确认了几次,才敢迎他们进门。

  通过史家弟弟的诉说,高晓岚才知道儿子住进了汉口俄租界一个外国人开的医院,陈松年回忆说,哥哥陈乔年离家后十多年后,这是自己和母亲第一次见他。

  不久后,陈乔年病愈出院,在汉口租了一所房子,带着妻子和母亲以及弟弟居住,陈乔年夫妇住在楼上,高晓岚和陈松年住在楼下,很多年之后,陈松年才明白,他们居住的房子实际上是党的一个秘密机关。

  陈乔年告诉母亲和弟弟,他和史静仪是1926年结的婚,结婚次年便生了一个大男孩,因为孩子是五月出生,夫妻二人便给孩子取名为“红五”。

  陈乔年出院后不久,便把幼子接到了汉口与家人同住,对于这个小孙子,高晓岚极为喜爱,在武汉住了一段时间后,高晓岚决定返回老家,临走前,她提出想把红五带回老家抚养。

  一是高晓岚确实喜欢小孙子,二是她认为陈乔年和史静仪都太忙了,无暇照顾孩子,所以才提出把孩子带回老家,陈乔年却不同意,父亲离家不归,母亲一人带几个孩子的辛苦,他全看在眼里,所以并不同意小红五回老家去。

  高晓岚没办法,只好忍痛割爱舍了小孙子回了老家,谁知天有不测,高晓岚回到老家不久,陈乔年就调到了上海工作,史静仪带着孩子也去了上海。

  后来,陈乔年被捕入狱,史静仪为了营救丈夫四处奔波,根本顾不上孩子,谁知孩子竟得病死了,陈乔年也没能救出,高晓岚和陈松年得知此事后,心里万分后悔,悔不该当初舍了小红五回老家。

  两子牺牲的噩耗,起初高晓岚并不知道,但乔年死的消息,似乎有些风声传到了高晓岚的耳中,她不敢相信,却又无从打听。

  那时,长女玉莹到了上海后,四处探听陈乔年和陈延年的消息,得知他们都牺牲之后无比震惊,伤心之下竟一病不起,就在乔年牺牲的同一年,长女玉莹病死在上海的宝龙医院。

  玉莹死后,陈独秀在上海的朋友慌了手脚,陈家长大的四个孩子死了三个,这样大的“秘密”要如何瞒着高晓岚?大家只能把这一消息递了回去,陈松年说,母亲和奶奶得知此事后悲痛欲绝。

  陈家老母伤心过度,哭得太厉害,以至于双目失明,高晓岚悲痛异常,整个人看起来老了十几岁,身体也垮掉了。

  1930年,也就是高晓岚三个子女相继离开后的第二年,她的身体越来越差,同年,高晓岚逝世,离开了她生活了五十四年的人世间。

  据陈松年回忆说,高晓岚临终前把他这个唯一留在身边的儿子叫到身边,提出了一个要求,那就是她希望死后能与丈夫陈独秀合葬。

  高晓岚的这个心愿一直到十几年后才实现,1947年,陈松年把父亲陈独秀的灵柩从四川运回,和母亲合葬在安庆北郊。

  全文写道这里,我是有些遗憾的,高晓岚并未留下照片,我们也无从得知她的长相,她像大多数旧式女子女子一样勤劳,也像她们一样凄苦,照顾公婆,伺候丈夫,养育儿女,最后孤单离世。

  高晓岚是悲哀的,也是可怜的,她一生都没有得到丈夫的爱,生下的几个孩子也只活下来一个,但她似乎从未怨恨,在她临终前夕,还盼望着死后与丈夫合葬,似乎想努力地维持着夫妻间最后一点情分。

  她像一缕风,短暂地在这人世间停留了一会,没有照片,没有影像,又悄悄地离开了这人世间。